……现在每月的经理会议改由妮娜宣读我的报告了。散会后高级经理们去楼下的餐厅吃晚饭，妮娜过来和我说：“最怕开这种会，累死人，多亏你给我提供资料。我手上还在做一个报告，倒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要不咱们先去吃饭？”

我弯下腰直接把电脑的插头拔掉，“妮娜，如果你的报告不是很急的话，明天再说行吗？我约了人晚饭。”

妮娜研究地看着我，这么巧我的电话响了，我拿起来，是苗子：“你怎么搞的？大半年没音讯？林向东刚给我打电话，你们怎么又搅在一起？”

我叹口气，真正明白什么叫一言难尽。

“我得好好问问你。出来吃饭，怎么样，我这边完事了，三十分钟到你公司。”

我很头痛见她。妮娜正目光灼灼瞧着我，有些人永远不懂得尊重个人隐私，我碰见人家讲电话，避开还来不及，生怕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，改日被人灭口。也许我这一套落伍了。我吸一口气，改变了主意，“三十分钟，我到你那儿。”

我收拾好东西，冲妮娜挥挥手，“你不走吗？”

她说，“唉，我哪儿走得了呀，不知道做到几点，又得叫外卖了。”

我做一个笑容，冲进电梯，顺手给了自己一个小嘴巴，活该，让你跟她费话！

吃饭时苗子问我：“你气色不大好啊？”

我苦笑，“苗子，我二十五岁以来，气色便没‘大好’过。”

她同情地看着我，“黄凡这件事做的不厚道，全世界都知道他要追你，怎么又忽然带出一个小女友，让你怎么下台啊。”

我一时气怔了，真是流年不利，到哪里都轮到我做猪八戒，怎么看怎么不是人。连苗子都这样说， 外面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还不知怎么想 。这时候再气急败坏地解释更显得我小气。我没事人一样喝一口啤酒，淡淡地说：“黄凡说过要追我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。拢共我在你的饭局里见过他一次，几乎没有搭过话，脸长脸圆都不记得。”否认，干脆否认认识他，这招数连娱乐圈的二三流小明星都懂。

苗子也是聪明人，见我矢口否认，虽然对这事仍有一万个感兴趣，也只好掉转话头。我的胃口已经坏到极点，勉强和她谈些风花雪月，就付帐回家。
　　
刚到家又收到张家明的短信，看这架势他是打算住在三里屯了。我懒的再出去，叫他买一打啤酒来我家喝。我们一起看电视上播放的一部八十年代的旧片子，反映青年干部锐意改革的，对白铿锵，极端有趣。我们都笑了，他的笑声欢愉，我的笑声僵硬。我心念一动，问他：“你的世纪末恋情呢？彻底结束了？”

张家明喝一口啤酒，躺在我的长沙发上：“什么恋情？什么结束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很好，我点点头，每个人都不肯承认，只要不认账，就仍是一张白纸。

第二天我把那些个报告捧到老板办公室，她却出差去了。我问秘书：“不是说今天开会讨论吗？”秘书道：“好象是南京一块广告牌子出了什么事，临时和妮娜一起走的。”我点点头。她老人家越来越无厘头了，天子脚下这许多大事她且不去管，倒为一块牌子奔波起来。不过老板与我们组的妮娜是出了名的姊妹花，一贯有说有笑，同进同出实属平常。我才不理这些事，她们不在，我正好休养生息。为了做那几个报告，熬得我眼袋比眼睛大。

从茶水间倒杯咖啡回来，桌上电话的留言灯又在闪。我至厌恶留言这件事，明明不在，就是躲不过。而且经常遭人诬陷，“我给你留言了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”死无对证。为什么不肯发E-MAIL？在街上想起什么来掏出手机就拨到你的信箱，太方便了，简直上瘾。有时和老板一起出差，亲眼见到她在等飞机，等出租，甚至等上菜时，一无聊就拿出电话来留言。有的同事更绝，什么事都留到晚上说，有气无力，留言后报时：12点18分。以示她比谁都辛劳。

五条留言有四条是老板留给我的，她让我把写好的报告发给妮娜。为什么呢？妮娜和我是平级的，负责不同的项目。不过我是那种不爱刨根问底的人，老板说什么，做就是了，她总有她的理由，就算她失心疯，也不管我的事。我即时把报告发出去。顺便察看今天的邮件。我的生活就是由收信——发信，开会——散会，登机——降落组成的。每天回复完这些电邮，基本上大半天已经过去。

没料到今天有新闻：老板发了一封声明，宣布妮娜即日起升任经理。我楞了。怎么也不该轮到她。学历不够，能力不够，在外企工作这许多年也并没有学会几句英文。这妙人，洋老板在下面坐着，她是敢在上面讲中文的。工作倒是够勤力，但是现在我们并不是在选举劳动模范。我这下明白了为什么我的报告要先发给她。我倒并不是希罕这个经理位置，不过是升一级，也许长千把块钱工资，离搬到单间里还很远，不过仍是坐在蜂巢里，没有特权，没有秘书。但我的双颊还是火辣辣地烧起来。不是愤怒，是难堪。不久会有同事端杯茶到你面前议论这件事，愤愤地站在你这一边，说凭什么升她？我真怕伊们那种“我为你不值”的表情，倒象是我真的想不开，十分窝囊。

不久老板和妮娜有说有笑地出差回来，还特意找我去办公室谈话，“安，我一直很认可你的表现，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有很大的potential，在这个team一定会有好的发展。妮娜比你早来两年，很有经验，多和她合作，你能学到很多东西。”我象挨了一个大嘴巴，还得强笑着表示赞同，加多少工资也不能抵消这样的折辱。

林向东问我：“想什么呢？表情阴恻恻。”

我说：“干脆结婚算了。”

他楞住了。

“看把你吓的。”我坐起来。

他拽住我：“站住。”我轻轻挣脱他，“我饿了，我要去找吃的。”看，不过是饮食、男女。

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他依旧抓着我的肩膀。

“干嘛呀，”我诧异地笑了，打掉他的手，“和你说着玩儿的，讹你还等这会儿？”

“你小丫的，”他笑着骂我，“说说就没正经。算我讹你成不成？”

“你拿什么讹我呀。既没有青春肚子里也没那块肉。”我和他嬉笑怒骂，来得个熟练。咱二人越来越像兄弟姐妹，再这样下去想不分手都不行，在一起时会有乱伦的感觉。

而且他现在也并不止我一个相好，一个叫什么什么兰的小姑娘，好象还是一个挺怪的姓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现在除了我，谁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并没有生气，他又不是傻子，找个心不在焉的女朋友够冤的了，何必还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。

我很惭愧，明明都不相爱了，还各怀鬼胎地在一起，不外是为了消遣，利用彼此。

这些天公司里沸沸扬扬，盛传总监要易主。秘书们最担心，每日捧个茶杯窃窃私语。我照例忙碌得没有时间与力气去关心人事。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出粮日出去喝个酒，或是给自己买件衣服，然而买了又懒得穿，商标也不剪就挂在衣橱里，每日还是穿那件旧毛衣，或黑西装。闷闷闷闷闷。

这天公司开会，终于非正式地宣布新总监将自香港调任。我面无表情地合上笔记本走出会议室，谁做老板还不是一样做活计？我们这些小卒子切勿操心这些事。

然而我的经理很兴头，急急地召集我们开会，准备各种大部头的报告，预备新老板来了进行汇报演出，我做得头晕眼花，心里很疑惑这种功夫够不够讨好，也只得言听计从，完了晚上还要加班打印装订成册，整个办公室被我搞得像第比利斯地下印刷厂。

最后其他人都走了，空气里弥漫着油墨的怪味，终于彩色打印机没了墨，复印机卡了纸，电脑死机。一切的一切都坏了。我心安理得地关上电源，下楼买个三明治，没想到碰见黄凡，我有点尴尬，还好他和女伴在一起，看样子象是女朋友，但他也并没有给我介绍，我们寒暄了几句。本来我是打算喝杯咖啡的，现在也只好装作赶时间的样子拿了三明治便走，黄凡说：“你怎么还是那么忙。”是啊，人家还以为我多受老板的器重呢。

张家明打电话给我，他在三里屯喝酒，问我要不要来，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几分酒了。看见我就埋怨，“每次见你都一副鬼样子，虽然我不是你男朋友，也别太欺场了。”我自顾自叫了TAQUILA SUNRISE，他还在咕哝，“最损也把头发梳一梳呀。”我笑着拿纸巾盖住酒杯，“砰”地在桌面一顿，细细的泡沫浮上来，我象喝解药一样喝下去。张家明看着我，“你太粗鲁了。”

我耸耸肩，“我又不是你女朋友，何必讨好你？”

张家明忽然笑了，“我有点好奇，你在你男朋友面前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
“穿透明睡衣，天天跳肚皮舞、马杀鸡伺候他。”

张家明一口啤酒呛在喉咙，“高兴啦？”我白他一眼，“非得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，才叫快乐。”

他笑了一阵，又沮丧起来，“罗安，你就是没有正经。”

我没有正经？因为我不当众表演七情六欲，我就是没有正经。我叹一口气，低声说，“张家明，失了恋借酒装疯不叫正经，叫肉麻。”

张家明跳起来，“谁告诉你我失恋？”

我耻笑他，“100个人失恋99个人都你这样子。你多大了，张家明？说出去你也是一个MBA，月入三万元你怕找不到老婆？我都没哭，你急什么？”

“这是两回事。”

“我知道，年近三十，反而特别想谈恋爱，因为再老就真的没力气了，抓住青春的尾巴。”

张家明怔怔地问：“什么？是这样的吗？是我想恋爱，不是我爱她？”

这个问题简直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更艰难。

次日周致远和我一起去金琉璃酒店，像上次在广州时一样，我躲在他身后，一切由他出头。我觉得踏实，坐在桌子一角，单负责吃茶微笑，天气热，我梳了辫子，他朋友，酒店的副总经理小声他，“是你妹妹吗？”

他微笑。

我忽然有一种很亲昵的感觉，那一刹那真的想做他的什么人，亲戚朋友，兄弟姐妹，甚至是情人，因为他是那样的靠得住。

我吓了一跳。怎么了我？这可不是疯了。

我努力收拾起心猿意马，和他出去吃饭，我比刚才在酒店里谈正经事时表现得还更得体些。席间谈笑风生，绝无冷场，彼此把对方敷衍得风雨不透，几个笑话回味无穷，包袱儿抖得洽到好处。

但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些惴惴，一举一动小心翼翼，苦苦经营。身心都觉得疲惫。

吃完饭我谎称自己有约，婉拒了他要送我回家的要求。他亦没有坚持（可见头一次不过是因为我喝得太多）。我意兴阑珊地朝前走，知道他还在后面看着，只得伪装精神抖擞，腰杆挺得笔直，走出一百多米，估摸他也走了，才忙不迭招手叫一辆出租车。瘫倒在座位上，倦得几乎连呼吸都嫌没力气。

真是累，比维持我和林向东之间千疮百孔的感情更加累。

天渐渐晚了，暮色意意思思地合上来，天要黑不黑的，令人觉得苍凉沮丧，没有前途。我哪里也不想去，叫司机兜回头去送我回家。

于是车子又一一路过了金琉璃酒店，我和周致远站着说话的路口，我无端觉得胸口凄酸，怔怔地流下两行泪来。

我正坐在驾驶座旁的位子，司机看见我哭了，有点手足无措，又不便出言安慰，他尽快把车子驶到目的地。

我付了车资，三步两步上楼走回家。我手足冰冷，心中莫名其妙觉得恐惧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哭了？还为着一个不相干的男人？难道我竟爱上他了？

我颓然坐在沙发上，没有胆量往下想。

我拨了林向东的电话，他刚刚下班，见我主动找他，很高兴，丝毫没有听出我语气中的萧索和哭过的鼻音。我想他其实已经不爱我了。

我到洗手间去洗了把脸，在镜子中看到一张还算年青的脸孔，灯光下呈现一种不健康的苍白。我往嘴上涂些口红，脸孔渐渐变得生动起来，勉强也还算得上漂亮。我站了一会儿。

开始后悔了。林向东并不能帮助我，我找他来做什么？大概就因为他是一个男人。一个和我有关系的男人。我现在不能思考，我想要一些实际简单的东西。

门铃响了。我用化妆棉轻轻地擦去口红，慢吞吞去开门。

他站在门口朝我笑。这个笑容和我当初刚认得他的时候一式一样。也许因为隔了这许多年，也许是因为屋里灯光太昏暗，这个笑容略显得有点旧。

我忽然厌倦了。但我叫他来的，我也不能叫他走。对付推销员也还不能这样，何况他是我的男朋友。
是，男朋友。再貌合神离也是男朋友，旁人眼中我们是一对，只要不抓破脸皮，就仍然是一对。一日夫妻百日恩这种话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人是习惯的动物，在他面前我连动作表情都是熟稔的。不如图省事嫁给他算了，难保他就一定不可靠。我跟他都不是坏人，也许厌了我他会和别人鬼混，但一到紧要关头，他一定还是向着我的。

夫妻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

星期三晚上我和张家明及周致远夫妇吃饭，我有点理解张家明的感受，幸亏是四个人，我和张家明还可以互使眼色，就这样我也觉得筋疲力尽。

累，一直观摩他们，看得真累。

不过你可别以为是周氏夫妇的错，他们并不肉麻，甚至没有当众说一句私房话，反而努力张罗我们，惟恐我们心情不愉快。

那么体贴。然而他们举首投足间，自有一种默契，说不出的亲密，外人永远插不进去。

是那种只有在一起生活，才能有的默契，最平常不过。

但是我和林向东也生活在一起，我们就没有这种默契，我们更像两个合租公寓的人，各占各房各有各床，难得一起吃回早餐也是坐在桌子两端抖开各种报章杂志看。

我几乎走了神，想到自己还要求人办事，才打叠精神，强颜欢笑。

干笑，最后声音异样起来，像瓷片刮着屋顶，不是不觉得自己像个巫婆的。

吃完饭张家明陪我回去，他问我，“你觉得他们相爱吗？真奇怪，我以前不相信这世上有夫妻是相爱的，但他们偏偏是相爱的。”

是吗？我也不相信，但我又知道些什么呢？诚然周致远是爱他老婆的，我并不特指郑晓筠女士，只要是他合法的妻，他就责无旁贷地爱着，他们一辈子也不会离婚，这个不叫爱情，这叫做责任。世界上的事大半说穿了就这么简单，只是我们从来不想有机会去证明。

我知道周致远爱谁，哪个神经质的，拎只皮箱满天飞的女人。爱本来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，我第一次见林向东，是在一间酒馆里，他匆匆推门进来，光线昏暗，我忘记戴隐形眼镜，根本看不清他的五官，就好象被什么东西锤中了胸口，他走过来的时候简直就有音乐响起。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，那时侯的记忆有厚厚的质感，并且逼真得有气味和湿度。

最要命的是，周致远并没有得到她。我们都是这一点贱，怎么见得千辛万苦得来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呢？太珍贵了，现在谁还敢以为天上会白白掉馅饼，掉下来还恐怕砸破了头。

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高兴的, 周致远答应帮我这个忙.我知道他会答应的,一半看张家明的面子,一半也不好意思当众给我没脸,不好意思拒绝也就只能答应了.半生脸最好说话,真的熟稔到像张家明和我,他就敢随便羞辱我了。

这种半生不熟的朋友最好,略有一点互相利用的意思,彼此不容易拖欠,我以后应多多结交这样的朋友.究竟我要一个真心的朋友做什么呢? 陪我吃茶谈天也并不能排遣我的寂寞。像张家明, 我现在连他也不爱理。我嫉妒他，他至少还能痛苦。瞧情境他爱上了一个什么人。这么大岁数还能血淋淋地爱上一个人，实属不易。

比我现在的麻木不仁强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