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一个极端怕死的人。

有多怕死呢？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小拇指被门夹住了，整片指甲连皮带肉地拽了下来，血流了一地。面无人色嘴唇发抖地问我爸：我死得了吗？得到否定之后，马上腿就不软了，走路20分钟跟大人去了医院。到了医院手心里已经攥着一大团血疙瘩，值班医生扳过我的手，拉到水龙头底下就冲。。。从头到尾我没哭过，后来别人夸我坚强，我爸说：她忙着担心自己会不会死，没时间哭。

有时候甚至连感冒我也怕自己会死。

这样怕死，却不肯去医院。连参加公司的体检，都紧张得好几天睡不好觉。见医生似见鬼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期期艾艾：呃。。。。您说什么？

国内公立医院的医生一般都不太面善。连口罩上露出的双眼也冷冷的，带着强忍的厌倦——也难怪他们，病人多、环境差、寒窗五六年，学得比别人苦，挣得不一定比人多。前些天小贪去了趟协和，说快赶上北京火车站那个劲头了，“到处都是横躺竖卧的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病人们，高温下发出体臭，听他们和大夫的对话你会常常佩服大夫们的忍耐力”——我初中一个同学当了护士，她说在产科实习的时候最经典的段子就是：你是第一次怀孕吗？是。以前做过流产吗？做过。。。

国外的家庭医生普遍客气许多，他们不是救护天使，是服务人员，安安稳稳坐在小诊所里，通过病人向政府支钱，所以一推门先摆出一个大笑脸：“怎么样，好吗？今天看点儿什么？”好像您是来逛商场的。

然而就算是多和颜悦色，我还是怕医生。他们见惯生死场面，锯一条腿，割一块肉，简直不算什么。我知道一个好医生原不应感情用事，我也知道我这点小伤痛在宇宙的长河中微不足道，但是医生那种若无其事还是令我觉得没有尊严。喂，我是一个人，一个敏感脆弱渺小不堪一击的人类，不是一具骨骼外包血肉内植神经。

有阵子我在一间医药公司工作，除我之外，一屋子坐的都是大夫。中午下楼去吃必胜客，同事们一边切馅饼，一边讲外科手术的笑话：“你觉得吗？骨科医生的工具其实和木匠一样，不过是锤子榔头电锯，不过质地高贵些，都是精钢的。。。”我知道每个行业的人都喜欢拿自己开玩笑，但听了还是不舒服。

我想是基于同样的原因，沉迷在感情里的人不喜欢我们拿爱情开玩笑，也许对你来说，一切已经司空见惯，当作笑谈，发生在当事人身上，仍然惊心动魄。这种时候，不要说嘲笑了，连不动声色都是种冒犯。

正如我所说的，我们认识的人，要么极端不靠谱，要么就靠谱过了头——靠谱过了头的人，就是事儿妈。

我也是一事儿妈，现在正常多了，前几年凡事都得拉个小表做计划，人称“表姐”。最离谱的时候，每逢周四发一个周末日程给查理，同意了就确认回来，然后按时间表活动——计划可以更改，但没计划可不行。有个星期天，查理的前女友打电话来约他，他公事公办地说：对不起，我时间早就排满了，下回请早。对方问：请多早？他说：至少一个星期吧。对方一定心里在骂他装丫挺，谁料他说的都是老实话。

这个疯癫时期曾创造了收房一天内入住，全部家具电器到位的奇迹，闲时拿着望远镜看对面楼：咦，十三层那个男的真没算计，住进来都一年多了还在客厅茶几上吃外卖，笔记本电脑放膝头。

后来弗洛伊德YK同学总算把自己这计划强迫症给治好了，只留一点后遗症：出去玩儿之前一定要做小表，不做小表就不会收拾行李。月底约了俩朋友一起旅行（一个做PR出身，一个做QA），豪嘛，介灰星了，Y表姐还没动手呢，各种小表就雪片似地飞来了。我不完全统计了一下，截至7月15号，有关此次出行的邮件已经超过了50个，大型筹备会议开了两次。

十天的外出，事先安排好行程和吃住，也是应该的。但是表哥表姐们研究了一下旅行装备，不太确定一辆车是否装得下，于是安排了一次预演，把所有的背囊、营具、冰箱。。。准备好，并携带大小3个备选帐篷，浩浩荡荡去公园测试扎营。

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我在火星的时候，有次大老板来中国视察，管理层举办REHEARSAL，那真是一丝不苟地抡全活儿，其中有一项居然是“GREETINGS”，有一个人扮演大老板，其余人等从会议室起立，依次与他老人家握手。。。难道是怕谁现场激动得绊倒么？

我真庆幸我们这四位表哥表姐不是任何公司的CEO。

同去摘樱桃的2岁男童浩浩同学，不仅对吃樱桃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，而且在劳动上也是不甘后人，仗着身高优势，专门扫荡那些大人须弯腰才能碰到的低矮树枝。且无论他人在哪里，樱桃篮就拎到哪里，沉甸甸的篮子把小身子坠得摇摇晃晃，几搞笑。

直到活动结束，大家装樱桃上车，准备奔赴下一个地点，浩浩同学的樱桃篮眼睁睁地被人从手上夺去，他马上撕心裂肺地抱着妈妈大腿哭了起来，他要和他的樱桃在一起。

无论大家怎么安抚、解释、劝说、保证。。。樱桃其实没有逃走，就乖乖待在后备箱里，小别后终于会和他一起回家，浩浩同学仍然伤心得痛哭。我们都觉得好笑，唯有番薯严肃地说：真让人感动，一个人对食物的那么纯真的感情。我说对对，这也得算是真爱！

我也不是开玩笑，我们由衷地艳羡浩浩同学——人都是缺什么想什么。没有什么比婴儿的感情更纯粹了。我们即便肯爱，也都功利、猥琐、犹豫、试探。。。恨不能计好投入产出才行动，失败了又有PLAN B顶上，即便通通滑铁卢，还有阿Q精神安慰自己。可是一样东西，如果失去了也不觉得痛惜，那得到又有什么趣味呢？

像我今次去剪这个改良BOB头，已经剪到了齐耳，发型师还说，两侧应该大量削薄，否则就变成老法的冬菇头——我眼前马上浮现出范冰冰的假发套，打了个寒战，忙不迭催他辣手下剪。以前我约莫也剪过几次短发，无论发型满意与否，隔几天兴奋过了，心里就不免有点遗憾：那么长的头发就没了呢。。。这回倒好，一点惆怅也没有，净觉得凉快和方便了。我其实明白这不是发型的功劳，而是我越来越没心没肺了——活到这把年级，失望过多次，已经很少有东西能令我“不舍得”，即使永远不再，也能慢慢放低，何况头发这种东西，早晚有一天，它也会长回来。

我有时候想，凭什么我们就得彬彬有礼、心如止水，跌倒了爬起来，若无其事地往前走，前头又有什么呢？怎么我就不能失声痛哭，不依不饶，为他不再爱我，为错失的那只限量版胭脂，为失之交臂的那一顿许留山。。。虽然痛哭不见得有用，发泄一下也是好的。皆因姿势不好看。婴儿得天独厚，它们反正做什么都可爱，所以肆无忌惮地表演七情六欲，我们就不行。正如它们愈肥愈趣怪，我们稍稍增磅，却被人嘲做死肥仔——然而说到底，我们也不是为那些叫我死肥仔的人活着的。

《断背山》里著名的一句话：愿我可以学会放低你，被黄伟文写进给何韵诗的歌词里：

难道天空海阔再无芳草
愿我可以学会放低你
就让我重头来过物色新知已
望着你的脸如山水一般优美
要走的我总企在原地
愿我可以绝到踢走你
但是我如何能拒绝张开的臂
自问我可以赢你
但喜欢输给你
犹像你亲于我自己
我怎可以一刀切下来
亲手伤你

我但愿我能学会放不低。

周末约了朋友去大瀑布附近的酒庄品酒——挂名是品酒，其实就是趁着春暖花开，四处游荡，顺便买两瓶酒。对酒我全无鉴赏力，唯一能尝出的大概就是酒精含量。朋友倒是懂的，我认真地听着她如数家珍，结果仍没学会多少。像品味香水一样，人家讲究前味后味余香，我在乎的只是酒是否能顺利滑过喉咙，然后在胸口间留下暖融融的感觉，所以对有点涩味的上等干红完全接受不了，于是朋友介绍我一种酒庄特产的开胃酒，比别的白葡萄酒更烈一些，19度，我喝着果然就受用多了。

因为是外行，所以就特别爱看门道：第一间酒庄很有名，但不在大路上，少有组团的游客来，接待我们的小伙子年轻精悍，耳朵上与时俱进地挂着蓝牙耳机，但是姿态十分专业，开瓶倒酒换杯子，手势眼花缭乱，新开的酒要自己一一尝过，还稍一闭目沉吟，煞有介事。另外有间酒庄就很没气质，客人排队在吧台前试酒，满意了拿到款台去结账——简直像超市。接待员是多伦多常见的那种虬髯胖子，我要试第二种红酒，他竟然拔开塞子就倒在我的旧杯子里——酒吧也不能这样待客吧？

买完酒在湖边找个地方烧烤——又是吃，今次除了经典的叉烧排骨与盐焗鸡翅，又烤了腌肉、白蘑菇与意大利瓜。据说腌肉十分不健康，更何况用炭火微微烤焦，但是香得留油，谁还管得了那许多。小贪曾经分析过：我之所以对要死要活的男女关系嗤之以鼻，是因为我把所有爱欲都放纵到了吃喝上，欲望大抵只有一个出口，所以人家一说“真爱”我就颓了，其实我对食物，也是真爱。

大鱼大肉的一吃，不免就想酒喝。安省有个人神共愤的规定：公众场合不许喝酒——又没碍着别人，真讨厌。我因为下周要去露营，带了新买的帐篷来演习，大家英雄所见地躲在帐篷里开了瓶红酒，纷纷倒在咖啡杯和矿泉水瓶子里解馋。虽然有犯罪的快感，但仍觉得不是味道——原来红酒是一定要倒在高脚杯里喝的。

我还不算个讲究人，不至于像祖千秋那样整出几十套杯子来配美酒。喝烈性白酒，拿什么容器喝都无所谓，啤酒我情愿对着瓶子喝（最好喝完可以“爆樽”），然而不盛在杯子里的葡萄酒，还是葡萄酒吗？这与风雅不风雅无关，简直是尊严问题。我想起《低俗小说》开头，文生和朱尔说起欧洲与美洲的微小不同，“在阿姆斯特丹的电影院里有啤酒喝，不是纸杯哦，是玻璃杯装的啤酒”，一句话就描出了欧洲人的自由散漫。还说法国的麦当劳里也有啤酒卖——我没去过法国的麦当劳，国内的KFC是有啤酒的——不知道可不可以抽烟？小时候在麦当劳，因为同去的男孩子抽烟，连我也一起被轰了出来，真是奇耻大辱。

公共场合不许喝酒这回事，也极端藐视人的尊严。《肖山克的救赎》里，安迪为同去修屋顶的十余名犯人争取15分钟的休息，与一樽啤酒，因为在春天的屋顶上，挥着汗喝冰冻啤酒，有自由的味道。番薯老说我没正经，不关心大事，听到有人振臂高呼民主就要冷笑。你可叫我怎么关心呢？如果一个人连在阳光下喝啤酒的自由都没有，要民主来干什么用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