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公司坐在冷气间里，感觉舒服多了。所有地方的办公室都是一样的，作久了，有点喜欢这里的气氛，一切有板有眼，目的明确。尤其开会的时候，因有个洋人经理在，大家只得说洋文，这位MICHAEL也是香港办事处过来的，年岁不大，像一般美国人一样，喜欢故作轻松，容易相处。因为其他同事不是香港人便是广州人，大家很爱用广东话窃窃私语，所以MICHAEL没事便找着我说话。他每一搭讪，我便作出兴致勃勃的样子，但切忌和他多聊，这里鱼龙混杂，关系可有多乱。

在北京临走时女同事SUSAN便酸溜溜地在背后说了一车话，我焉有不知，伊同时被派去北戴河拉队拍广告，心中还不满不服。其实她吃了什么亏？真不知是什么心理，分不到自己的，一定是最好的。
我不去管那些，只管闷头作工夫，我一向有点怕与香港人合作，这几位工作起来却都是好手，效率奇高，白天风风火火，因此晚上就倍加疯狂，天天拉队出去吃喝玩乐，闹到十二点，两个星期下来，我几乎吃到胃出血，也管不了人说我不随和，独自跑去吃大排挡逛小店。

周末我在城中转转，买CD，有一家店面门口摆着一个大箱子，大减价，我蹲下一看，发现都是净是些冷门的好东西，我埋头挑了好几张，付了钱回身想走，面前站着一个人，吓了我一跳，那人也吁了一口气，“罗安，果然是你。”
我认出了他，“周致远？”
他朝我微笑，我也很高兴，不知怎么的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语言。那年去美国也还没有这么隔膜，我在语言不通的地方没有安全感。
“你也出差？”
“办点事。”他接过我手中的袋子，“你来多久了？张家明满世界找你，听了你公司留言才知道你到广州了。”
“他找我什么事？他为什么没给我打手机？”
周致远看着我，“不知道，你欠他钱了吧？”
我们一同笑起来。

当晚我们一起吃了饭，他比上一次在北京见面时开朗了许多，我一个人在外地久了，忽然遇到熟人，也很兴奋，和他说说笑笑，还约好第二天一起去游玩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开着辆白色的小本田来接我，我觉得他不像开白色车的男人，但和他没熟捻到那个程度，也不便开口问。车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水味，许是我眉目间流露出异样，他看我一眼，笑道：“和人借的。”
我说：“咦？我们去哪儿？”
他掉一个头，“我得先去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完，然后咱们——你就跟我走吧。”
我把收音机打开，“那走吧。”
他说：“嗳，你还挺放心的，不怕我把你卖了？”
“哼哼，可也得卖得出去呀，”我笑道，“你发愁去吧你。”
他骇笑起来，“不至于那么惨吧。”

我们到一间酒楼吃早茶，他约了一个人谈什么运水果的事，我装作很无知的样子在一边喝茶，但那人对我很客气，生恐冷落我，时不时跟我笑一笑，搭个话儿，虽然问的都是一些拿我当白痴的问题，我还是觉得很欣慰。

我深知道这一切都是看在周致远的面子上。就像当初周致远送我回家，包括现在陪我吃饭解闷，都是看在张家明的面子上。我们这起不争气的女人，走到哪儿都是靠男人给面子。

但我是喜欢这种感觉的，有人站在你前面，刮风下雨都让他挡着，我躲在后面偷偷笑。
“你刚才笑什么？”我们坐在郊区河边钓鱼时，周致远问我。
“嘘。”我说，眼睛看着鱼钩，仍然嘻嘻笑。